中國招商投資網群訊：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2.0版改革時代”。在中央部署的15項改革任務中，6個在經濟領域，再加上生態文明與經濟密切相關，可以說一半都是經濟任務。可以預見，在2.0版改革時代，中國宏觀經濟將經歷一次鳳凰涅槃式的巨變，其中八大經濟領域變化值得期待。
有利于增加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如何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經濟問題。去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中國2030展望》報告指出，在過去50年間，只有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地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級為高收入經濟體。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最新數據顯示，當前全世界獨立經濟體(包括主權國家與獨立自治的經濟體)有260個左右，而在過去50年間至少有100多個經濟體達到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然而卻只有13個“成功”地邁過了“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級為高收入經濟體，而且這其中包括了濫竽充數的希臘。換句話說，“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高達90%以上。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既無法在中低端產業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經濟往往停滯不前，甚至因為衰退而“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除了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轉型之外，更主要的是社會層面出了問題，即社會資源被越來越多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手中，“公平、公正、公義”文明原則漸行漸遠，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基尼系數仍高達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一些國家還由于貧富懸殊，社會嚴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這正是它們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201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系數就已經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后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專家認為，盡管目前官方發布的基尼系數已經很高了，但是依然沒有真正反映我國收入分配的實際失衡程度。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甚至高達0.61。我國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部分因為國民收入分配體制的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自然要素市場的人為分割，導致了諸多的尋租機會。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項研究表明，2004年和2005年我國包含租金在內的全部非正常收入分配規模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現價比重高達30%以上，遠遠高于當年國家財政收入水平。
正因為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決定性的主導地位，阻止地方政府對具體經濟事務的干預，減少權力尋租機會，建立簡潔政府，《決定》提出了多項改革措施，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以下三點：一是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這一說法實際上是我國對政府權力認識上的突破，其意義非常重大。過去，由于各級政府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自我賦權現象，以至于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無處不在，導致了大量腐敗現象。二是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很顯然，沒有制衡的權力是腐敗的最大來源，保證司法獨立性能夠對行政的腐敗產生極大的抑制。三是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由于“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與“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被放在一起論述，自然而然的一個推論就是，新提任領導干部個人收入和財產公開制度將很快推出。所謂的“陽光是最好的殺菌劑”，官員“財產陽光制”的推出必將極大地將腐敗扼殺在萌芽狀態。
有利于破除“諸侯經濟”格局
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是由制度所決定。改革開放以后，中央政府不再對具體經濟事務進行計劃了，但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地位卻依然沒有出現太大的改變。
對此，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主導經濟增長，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國自然資源的公有制，地方政府成為絕大多數自然資源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的實際掌握者;二是地方政府還掌握企業進入當地市場的門檻設置權，通過對不同企業設置不同門檻，而直接對企業投資與經營形成明顯的影響。其次，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去主導經濟增長，也有兩個原因。一是存在著以GDP為目標的政府業績考核的錦標賽，為了在錦標賽中獲得靠前的排名，以利于未來的職務晉升，地方政府官員存在著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內在沖動;二是不排除地方政府官員存在著通過對經濟事務的干預為自己所在集團和個人謀取租金的內在動機。
對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地方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模式有好有壞。從好的方面來看，這種模式就是經濟學家張五常稱贊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縣長、書記替代了企業家成為經濟競爭的主體，他們利用行政資源以遠比市場機制速度更快、范圍更廣的方式來調配生產要素，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壞的方面看，這種模式就是廣受病垢的各界指責的“諸侯經濟”發展模式，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們大搞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甚至相互封鎖、相互拆臺。
大致劃分起來，從改革開放之初到次貸危機爆發之前，地方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國中低擋制造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并在世界上占據了優勢地位，從而造就了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跡”。但是，次貸危機爆發之后，這種模式產生好的效果幾乎都消失了，而壞的效果則進一步凸顯。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和推動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將從根源上斬斷地方政府過長地伸向經濟領域之手。改革決定明確提出，要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反對各種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建立全國統一、公平競爭的市場。這些改革措施落實到位之后，諸侯經濟格局將自然化解于無形。
有利于破解“中國式產能過剩”
當今世界，產能過剩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與產能不足都是市場波動帶來的客觀現象，共同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但是，與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體相比較，我國的產能過剩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產能過剩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而我國的產能過剩十年來始終都存在，具有較強的持續性。這種“中國式產能過剩”的主要原因來自于諸侯經濟對中央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調節的“雙重隔斷”。
一是隔斷了中央宏觀調控。在目前體制下，我國達到一定規模的投資項目都需要發改委等主管部門審批，從理論上看行業發展規模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政府掌控中，不應有如此嚴重的產能過剩。再加上近10年來，中央高度重視淘汰落后產能的工作，工信部、發改委年年都在下發淘汰落后產能的目標，并逐一分解到地區、企業。但是，地方政府按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思維，千方百計地繞開中央的調控。常用的手法就是將該由國家發改委審批的大項目分解為若干小項目，轉由地方審批，從而無序地擴大了行業的產能。而在應對中央下達的落后產能淘汰任務的時候，地方政府往往又采取漏報、瞞報、假報的方式來應對，以至于中央所認定的過剩行業的產能都越調越多。
二是隔斷了市場機制的調節。國際上，一個行業中的設備閑置率如果達到了四分之一，就被認為是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按照此標準，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工業行業都屬于產能嚴重過剩行列。其中，鋼鐵、水泥、電解鋁和平板玻璃產能利用率截至去年底分別僅為72%、73.7%、71.9%和73.1%。除了傳統產業之外，新興產業中的風電設備、太陽能光伏發電用多晶硅等部分行業也暴露出了產能過剩的問題。僅以光伏行業為例，去年江蘇500多家光伏企業中，1/3的中小企業產能利用率只有20%-30%，而當前國際市場上光伏行業的市場需求總共只有月30GW左右，但實際產能高達40GW至50GW，其中80%的產能集中在中國。在市場經濟中如此普遍而嚴重的產能過剩必然導致大量的企業破產，從而強制性地實現市場出清，但在中國由于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企業破產而影響當地就業，所以經常對那些本該破產的大企業全力救助，導致過剩的產能總是難以淘汰。
顯而易見，破解“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關鍵在于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改革。為此，中央明確提出了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政府改革：一是“不管”生產要素。縮小征地范圍;市場化金融改革;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二是“不管”企業投資。企業投資項目，除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三是建立統一市場，尤其是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反對地方保護，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四是調整政績考核標準。根據隨后出臺的《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央將不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考核，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產能過剩、安全生產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科技創新、教育文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的考核。五是為了抑制地方政府非理性發展經濟的行為，政府負債將成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并且將探索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和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
可以預見，上述改革措施一旦落實到位，地方政府既沒有直接干預市場運行的客觀途徑，也不再會有強烈干預市場運行的主觀意愿，諸侯經濟格局將自然被打破，“中國式產能過剩”相應地將隨之破解。
有利于低碳經濟實現跳躍式發展
當前地方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對低碳經濟發展是弊遠大于利：一是自然資源的支配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所以他們傾向于低價、突擊性地使用這些資源來獲得他們所需要的GDP。二是地方政府也樂于吸引那些高消耗企業來與自己手里的資源相互配合，來實現彼此的“優勢互補”。正因為如此，在地方政府絕對掌控自然資源的情況下，各地最容易發展起來的自然就是高資源消耗的產業，而后者往往也就是高能耗、高排放的產業。
與此同時，發展低碳經濟既與地方政府擁有的“比較優勢”相抵觸，再加上缺乏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手段，于是地方政府對發展低碳經濟具有天然的抵觸偏好。在地方政府的多方抵制下，低碳經濟規模難以快速擴張，清潔能源、低碳技術與產品由于缺乏足夠的有效市場培育，使得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長期以來陷入了事倍功半的困境。
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一個改革重點就是讓地方政府失去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能力，受地方政府保護的高消耗產業將失去保護，在市場供求關系的調節下嚴重過剩的產能將較快地被淘汰，相關企業“垂而不死”的奇跡將不再出現。相應地，隨著高碳經濟沖擊減弱，低碳經濟發展空間將相應擴張。
可以預計，隨著地方政府職能的轉型與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加強，即使不出新的政策，只要將已出臺的扶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落實到位，其產生的政策帶動效應也將會明顯放大，低碳經濟必然出現加速發展的良好勢頭。另外，我們注意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啟動的中國改革2.0版的核心內容是啟動全方位的改革，這必將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全方位制度創新提供良好機遇。過去無法啟動，或者啟而不動的改革，現在可以有效啟動;過去進展緩慢的改革，現在可以加速推進。這就使得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將因為新一輪制度創新而迎來跳躍式發展。
有利于推動創新驅動型經濟逐步形成
我國發展創新驅動型經濟具有以下兩個迫切性：一是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的優勢已經消失，依靠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從資金價格看，自2005年7月21日我國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幅度超過33%，對歐元累計升值超過20%。從工資水平看，2012年7月China Briefing的調查顯示，中國最低工資2250美元/年，僅次于馬來西亞和泰國，大約是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的2倍，印度的2.3倍，柬埔寨和孟加拉的3倍和緬甸的5.5倍。按照十二五規劃，五年間工人的最低工資將翻倍，屆時中國勞動力價格將顯得更加昂貴;二是世界即將迎來新一輪產業創新革命，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這一代人面前的歷史使命。歷史上，中國曾經絕緣于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革命，以至于成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第三次革命時期，我們趕上了信息化浪潮，盡管只是一個追隨者，我國憑借信息化的快速發展開始逐步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未來新的一輪產業革命中，中國與西方國家幾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了，我們不僅需要憑借當前具有的人才、技術、資金和龐大國內市場，更主要的是需要形成一個創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樣才能在新一輪產業創新的浪潮中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較弱，對GDP的貢獻率只有30%-4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這不僅導致我國勞動生產率大大低于美國(2011年只相當于美國的1/12)和歐盟，而且明顯低于拉丁美洲國家和鄰國印度的水平。其原因除了傳統文化不太利于創新之外，大體還有以下幾點：一是現有的教育科研機構行政化現象明顯，不利于培養創新人才和鼓勵真正的創新研究，大量的資源都被行政人員瓜分了，而沒有分配給教研一線的教授與研究員;二是企業缺乏創新的積極性。目前我國企業創新風險較大，沒有相應配套的投融資體系來進行支持和分散風險，即使創新成功了，在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環境下獲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比通過政府公關獲得利益更多。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推進教育科研機構去行政化改革，將使得國家不斷增加的教育與科研資源更多地用于真正從事教研工作的人員身上。同時，在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市場之后，企業將越來越難以通過政府公關來獲取利益，就必須加強創新以獲得和強化市場競爭力。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要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從而為創新者享受自己的創新成果保駕護航。
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經濟快速成長
“國進民退”前幾年曾經是引起社會上熱議的一個話題，但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導向看，未來“國退民進”將成為一個流行的詞語。
關于各類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如何定位，過去一直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說法，這次基本上可以說解決了這個問題。《決定》明確指出了兩點：一是堅持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非公經濟處于從屬地位。這表明，過去許多人主張的全面私有化在中國將行不通，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要建立在公有經濟為主導的經濟基礎上。當然，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并非針對所有經濟領域，只是體現在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領域它需要承擔為國家戰略目標服務的任務，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二是強調了兩個“都是”，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表明，非公經濟除了在地位上為從屬之外，其他的政治地位與公有經濟沒有區別。
關于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這次有了一個巨大的突破。《決定》指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從“管企業”轉變為“管資本”，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以推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
按照上述改革取向，公有制和國有經濟將大量地轉型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一是真正實現政企分離，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改革自然而然也就通過這種方式完成了;二是國有企業的壟斷現象也因此被打破，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可以通過股權投資的方式進入各個領域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三是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推動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可以預見，在相關改革細則推出之后，混合所有制經濟將迎來一個飛躍式發展時期。
有利于非公經濟進一步崛起
非公經濟具有經營機制靈活，資源使用效率高等特點，在支撐增長、促進創新、增加稅收、擴大就業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其GDP所占的比重超過60%，稅收貢獻超過50%，就業貢獻超過80%，新增就業貢獻達到90%。另外，大約70%的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而其中95%以上的中小企業都是非公有制企業。正因如此，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對于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由于相關改革的滯后，非公經濟發展存在著諸多體制與機制的障礙，其中包括存在市場準入限制、融資渠道窄、實際稅費負擔較重、企業合法權益不時遭受侵犯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一是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市場準入方面，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施“非禁即人”、“法無禁止皆可為”，消除“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各類現象。資源利用方面，對于銀行貸款、土地和礦山等資源的獲得，要取消所有制限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公企業將在城市戶籍準入、社會保險標準、職稱評定和國債資金和預算內資金等方面獲得與國有企業同等的政策待遇，而這些政策都是以前不敢想象的。
二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所謂的“有恒產，才有恒心”，過去非公經濟的合法權益經常被侵害，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產權保護不力。產權是經濟所有制關系的法律表現形式，是所有制的核心。通過完善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各種性質、各種形式的產權一律受法律的嚴格保護，不僅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產權主體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配置其權利，依法在市場上自由流動、有效運營，而不再受到行政權力的隨意傷害。如此一來，非公經濟就愿意將自身的財富留在國內進行再投資，從而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是強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將直接去除了約束投資經營活動的緊箍咒，從而可以極大發揮其能動性，積極創新其經營模式，充分挖掘市場投資空間。
很顯然，上述改革措施一旦到位，束縛非公經濟的體制與機制上的障礙幾乎將全部打破，輕裝上陣的非公經濟必將迎來歷史性的發展大浪潮。
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
中國2.0版改革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促進人民共同富裕，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長期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呈現出明顯的二元分化格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倍以上。2013年第三季度，這一數據雖然有所縮小，但依然高達2.9倍。
應該說，在當前我國的體制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由于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0.85% 資金 研報的附加值較低，以及農業產量增長較慢，農村居民的勞動所得必然少于城鎮居民勞動所得。再加上城鎮的證券、保險、理財等金融產品比較豐富，城鎮居民往往可以通過投資得到一定的財產性收入，從而進一步拉大與農民的收入差距。因而，要縮小市民與農民的收入差距，除了政府需要給予農民補貼之外，還必須讓農民能夠獲得勞動所得之外的其他收入。在西方，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途徑就是土地是私有制，農民手中的土地就是其最大的財產，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的增大，其價值也會不斷增加。然而在中國，土地是公有制，其產權并不屬于農民個人，因而農民也就無法享受到土地產權升值帶來的收益。
為了縮小我國農民與市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次改革提出了農民通過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幾種方式：一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可抵押、轉讓，變成農民財產性收入。二是在土地增值的情況下，擁有對增值部分的攝取權利;三是農民土地跟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同價。在讓渡土地相應權益時，擁有獲取等值補償金的權利。三是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四是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
縮小城鄉差距的最好方法就是減少農民。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就是“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會議提出，“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這意味著，推進城鎮化將優先解決現有已轉移至城市常住農民的市民化問題。同時，推動戶籍改革將加快。會議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并且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充分尊重農民意愿”。
隨著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快速增加、大量農民轉化為市民，再加上城鄉公共服務體系一體化建設進程的加快，城鄉差距這個“老大難”問題將有望得到妥善解決。(高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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